区一路13号的房子是当年王玉芬老公的爷爷用几袋面粉换回来的，祖祖辈辈已经在这里住了五代，乍听要征迁，王玉芬老两口还真舍不得。但回头一想，棚改政策这么好，不搬难道还要在这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再过几十年？老两口很快就下定了签约的决心。
当了十几年楼长的王玉芬是个热心肠，她意料之中地被推举为居民监督委员会成员，全程监督政府的征迁过程。这事关乎自家利益，更关系着老邻居们的利益，从选择社会安置房源到入户评估，王玉芬一点不敢马虎。
为做到评估过程透明，王玉芬告诉记者，居民看到信息后，便开始四下打听、对比，再彼此一交流，心中便有了底。最后，居民自己投票、计票，
由于参与了整个透明、公开、公正的征迁过程，王玉芬痛痛快快地顺利签约。
而在路街道，徐玉芝和丈夫已经为棚改这事失眠了好些日子。街道工作人员在入户摸底过程中，了解了她家产权人去世、兄妹5人对房屋产权处理有争议这件事。遗产纠纷是棚改过程中最常遇到的矛盾之一。“这些矛盾往往积攒多年，靠居民自己一朝一夕根本解决不了，不仅耽误棚改进程，更会影响居民享受速迁奖等奖励。”路街道副主任王若亭介绍。
由于房屋征收工作涉及继承、纠纷、租赁等问题，为减少和化解纠纷，同时方便居民进行法律咨询，区引入专业律师团队，从征迁工作开始直至结束，排律师现场为居民答疑解惑。区多个街道也相继聘请了包括专业律师团队的第三方组织，帮助居民调解纠纷。“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来调解，可以增强居民的信任感。再者，街道购买第三方社会组织服务，可大大减轻居民处理房产问题的法律成本。”王若亭说。
听说有专业律师帮助调解，还不用花律师费，徐玉芝一家欣然接受街道的调解建议。经过律师一个月内多次耐心调解，徐玉芝家其他四姐妹最终全部同意放弃遗产继承权。
此时，另外一个困扰徐玉芝多年的难题也见到了解决的曙光——因为房子属于铁路部门的承租房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徐玉芝和其他167户家庭都没有普通房产证。为此，路街道协商铁路部门，二者分工，铁路部门确定转租模式，无遗产分割异议的家庭签订协议后可拿到铁路部门的房产证。因为铁路房产证无建筑面积，街道办事处还专门聘请权威机构为每家重新测量，帮助将铁路房产证转化成普通房屋产权证，并统一为居民办理原产权销户、房产证备案等工作，为居民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
看到所有矛盾都在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得以解决，失眠了一个多月后，徐玉芝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
徐玉芝一家的矛盾是由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的，而路街道穆宗泉“心结”的打开，则是靠自己的“观察”和“信任”。当时，在穆宗泉因为怕补偿款不够买房而犹豫之际，棚改片区120多人因征迁房屋评估价格低于期望值，想让他在“居民意愿书”上签字，要求政府给予更多补偿。穆宗泉思虑再三，并没有同意。“我们是低保家庭，我也当了几十年楼长，既享受过政府的照顾，也传达过各种政策，所以我不相信政府会损害老百姓利益。”
穆宗泉的几个“观察”，更笃定了他对政府的信任。其一，穆宗泉曾堵住正在片区推进棚改工作的街道办主任，“我想看看，面对老百姓质疑，他回避不回避！”一周后，街道将穆宗泉等几十名居民召集在一起开会，细致讲解政府的征迁初衷、补偿方案和工作流程。后来，穆宗泉还被选为居民监督委员会成员。其二，为了核实120余名居民反映的问题，政府成立专门的评估协会，其三，天天泡在征迁办的穆宗泉看到，面对个别居民对征迁工作的质疑甚至是谩骂，征迁工作人员从来不与之争执，仍是耐心地处理工作。
后来，穆宗泉那间没见过阳光的小屋得到13260元/平方米的评估价格，再经过面积补偿，最终可得80余万元补偿。这下，穆宗泉在征迁协议书上信服地签了字。
是什么原因，让居民从对征迁工作质疑到主动带着邻居签约？难题一个个解决后，是什么让居民们魂牵梦挂？接下来，这三户家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？本报后续报道明日继续讲述。
